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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国安俱乐部售卖飞盘引发热议,足球与飞盘场地之争成焦点

    一个是飞盘这种快速“破圈”的小众运动,一个是让人又爱又恨的足球。他们在球场上的“相遇”并不平静,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意。

    “飞盘入侵足球场”的话题几个月前随着飞盘的“破圈”而兴起。飞盘是否应该在足球场上玩成为了风暴的中心。

    两项运动在形式、圈层趣味、社交属性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这也让这场“野战”更加耐人寻味。

    事件

    国安飞盘只卖了十几单

    却成了热搜话题并引发热议

    在网络上,足球与飞盘的争论早已开始,网上时不时会出现球场上争吵、争吵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上,“足球”和“飞盘”是对立的。一方认为足球太糟糕,另一方则嘲笑飞盘是“约会工具”。

    两个圈子争论了好几个月。

    直到最近,中超历史最悠久、最著名的足球俱乐部之一北京国安才将这场“秘密战争”推向高潮。

    “北京国安俱乐部卖飞盘”自7月17日起一直位居微博热搜前列,到18日上午仍位居热搜榜第17位。

    在一个球迷聚集的应用平台上,有关国安卖飞盘的评论也是热门话题,每条相关信息都有约200条评论。

    争议的焦点是国安飞盘的售价为88元。有网友质疑国安飞盘售价88元是否属于“消费”品牌。

    国安天猫旗舰店一位客服回应北青报记者表示,产品溢价主要是因为飞盘是专业竞技飞盘,净重175克。可用于比赛、训练、休闲娱乐等。飞盘中间印有国安队的绿色标志。

    至于足球俱乐部为何推出飞盘产品,对方没有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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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青报记者发现,这款飞盘产品上市几天后销量并不高,仅售出12单。

    足球场被“占领”

    体育场只能踢足球吗?

    足球爱好者张琳从6月底开始就经历了“飞盘入侵足球场”。

    他像往常一样带着儿子去朝阳公园玩耍,看到公园东侧的五人制足球场上有十几个人正在热身。他告诉儿子他们正在踢足球比赛。

    但后来张琳发现,热身活动中有很多女性,穿着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足球运动服。他这才知道,这就是网上所说的“飞盘运动”。

    如今,张林越来越感受到“一大波飞盘来了”的恐慌。上周,儿子训练的场地被分成了三个区域。最南边是两个飞盘局,中间是一个足球局。孩子们在北侧和辅助场训练。

    训练结束后,张林想和儿子在边场玩一会儿,但两次都没能踢到球。法庭上出现了两群玩飞盘的人。

    “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现在训练一结束就有人在玩飞盘。”张琳环顾四周。除了半场有两队约20人踢足球外,场内其余地方都挤满了玩飞盘的人。

    回家后,张林与一群高尔夫球友谈论了这一现象。不少球友“抱怨”:现在足球场基本被飞盘占领了。

    “以前我们踢球都是一群人,人多了就找场地。那时候找场地不难,但找人就难了。”现在人都齐了,场地也都租出去了。”

    张林听说,一名高尔夫球手因与飞盘选手争夺足球场使用权而拨打12345投诉。

    在他们看来,足球场应该用来踢足球而不是飞盘,就像篮球场不应该用来跳广场舞一样。

    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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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盘预订量增加,一些体育场馆仍将照顾足球

    飞盘正在占领足球场吗?北京青年报记者走访北京多家足球场馆了解到,由于飞盘的加入,场地预订基本已满。不过,有组织的足球训练和比赛并未受到影响,只是接待散客游客存在一些困难。

    与此同时,一些场馆也出台了一些管理措施,以保证足球的需求。

    地点:赛德公园体育场

    飞盘和足球之间的隔断

    避免冲突

    Side Park Stadium是许多飞盘爱好者聚集的地方。北京青年报记者以市民身份咨询工作人员了解到,该场馆目前仅在周一、周日晚上8点至10点开放,其他时间均已爆满。

    工作人员表示,在飞盘兴起之前,他们的场地确实有一定的空置率,但不多。如今,不仅飞盘有保留,打橄榄球的人也有保留。 “但总的来说,足球运动员更多。”

    至于飞盘、橄榄球、足球的场地是否会出现争议,该工作人员表示:“主要看管理,每个场馆之间都有分区,所以基本不会发生冲突。”

    地点:长营体育公园

    确保足球青训第一

    如果有的话出租

    长营体育公园工作人员表示,“场地纠纷”在管理过程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在预订场地之前,他们会互相告知旁边的场地用于其他运动。如果他们能够理解并接受对方,他们就会出租。

    工作人员表示,长营体育公园除了举办足球青训外,还举办北京外国友人足球联赛,剩余的空场地将对外出租。

    此外,长营体育公园还建有人造草坪橄榄球场。飞盘爱好者通常会被安排在橄榄球场上。 “如果橄榄球场没有了,足球场又空了,那就安排在足球场上,所以飞盘爱好者其实和足球并不矛盾。”

    该工作人员坦言,疫情发生后,确实有很多人来询问预订,他们也拒绝了很多预订。以前,还会组织一些个人足球爱好者到球场上踢“野足球”,但现在基本上已经很少了。 “主要原因是‘野足球’组织难度大,鸽子太多。”

    地点:奥体中心足球场

    场地价格上涨

    不是因为飞盘太多

    此前,足球界有传言称,由于飞盘比赛大量进入足球场,导致部分足球场的价格上涨。不过,北青报记者在走访过程中并未发现这样的现象。

    奥体中心足球场是北青报记者探访的唯一一个涨价的足球场。不过工作人员表示,涨价是因为更换了新草坪和设施,并不是供需矛盾造成的。

    据奥体中心足球场工作人员介绍,除了为青训俱乐部提供长期场地外,足球和飞盘场地的预订量基本一致,双方都是先到先得。服务基础。

    地点:奥森北公园足球场

    为足球会员预订

    比散客便宜

    相比之下,海洋北公园足球场则使用价格来规范飞盘和足球的预订。工作人员表示,给球迷预订会更便宜,而且还有长期会员方式,而飞盘局暂时没有会员价。

    工作人员也意识到,由于飞盘的兴起,场地预订确实火爆,但他们仍然会优先考虑那些热爱足球的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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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奥逊北公园,北青报记者还见到了几名前来踢球的中学生。他们表示,自从飞盘流行起来,租场地确实变得困难了。虽然价格没变,但要在合适的时间租到场地确实不容易。但他们并不反对飞盘运动本身。

    地点:十里河足球场、朝阳公园足球场

    始终关注

    先到先得的原则

    除了上述有一定管理办法的场馆外,北青报记者走访的十里河足球场、朝阳公园足球场均表示,他们并不区分租用场地是踢足球还是玩飞盘,都是以先租后买为主。来。先服务为原则。

    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以前飞盘没有起飞的时候,场地基本上都可以租出去。疫情过后,场馆里玩飞盘的人确实多了很多,但相对来说,踢足球的人还是多了。

    观点看法

    飞盘圈:重叠区域

    因为城市运动的空间很小

    “我们现在实际上租不到场地。”伙伴体育俱乐部的飞盘教练陈志富表示,不存在“飞盘占领足球场”的说法,因为即使在飞盘起源的欧美国家,飞盘也没有自己的专属场地。

    陈志富认为,这与飞盘的门槛低、易学的特点有关。在国外,飞盘可以在公园的开阔草地上玩。如果要进行职业比赛,为了避免受伤,需要使用相对平坦的绿地,例如足球场、橄榄球场、棒球场和曲棍球场。

    然而,目前我国的城市健身场地中,几乎没有橄榄球场、棒球场、曲棍球场,只有足球场适合。

    从大环境来看,前段时间受疫情影响,足球培训机构停摆,一些有组织的民间足球俱乐部也无法举办比赛。足球场空无一人,个别足球运动员利用场地踢“野足球”。恰好,当时飞盘这项运动正在兴起,飞盘和个人足球在场地使用上有一些重叠。

    如今,足球培训机构的训练和足球俱乐部的比赛已经重新启动。他们与体育场馆有着长期稳定的合作,拥有场地的优先使用权。因此,飞盘和个人足球运动员使用球场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与个人足球运动员相比,飞盘是一项有组织的活动。飞盘俱乐部可以根据自身情况与足球场馆达成一些更长期的合作协议,所以最终形成了个别足球运动员找不到场地踢球的局面。

    “其实,飞盘最初阶段只是个人玩家玩,玩的人多了,体量大了以后就以俱乐部的形式运营了。说白了,还是要看选择的人群基数。”这项运动有了充足的运动人群基础,选择场地自然就方便多了。”陈志富说。

    足球圈:飞盘走进足球场

    给足球运动员敲响了警钟

    “我对飞盘这项运动本身并不反对,但作为一名足球从业者,看到足球场上挤满了玩飞盘的人我会感到不舒服,但那又怎样?中国足球的问题不就是太少了吗?”人们在足球场上踢球?”一位职业足球运动员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踢足球是国外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但在中国大多数人踢的是“野足球”。主要原因是没有固定的组织。

    这个时候,面对有组织、公众参与的飞盘比赛,自然不会有竞争。

    对于足球与飞盘的场地之争,足球界人士反应相对平静。

    早在6月,现山东鲁能球员、前国家门将王大雷在网上与球迷互动时就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谁付钱谁用。至于用什么,是租客自己决定的。 “没有足球场。”人们玩,花钱租场地,想玩什么就玩什么。”

    有足球界人士表示,他们既踢足球,又踢飞盘。如果非要两者比较的话,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飞盘确实更好玩。 “飞盘的起点低,大家水平一样,同事、朋友都可以组成一个游戏,不分性别。踢足球很有对抗性,有时甚至会因为传球还是传球而发生争执。”不是。”

    他认为,将飞盘引入足球场,实际上是给足球人敲响了警钟。除了中国群众体育基础设施不足的老问题外,“中国的足球文化已经输给了时尚体育文化”。

    文/记者 张子元 王静怡

    实习生/孙喆、李嘉欣、牛秀敏、李千笑

    摄影/本报记者 崔军 统筹/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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